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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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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斌:同窗阎淮和他的《进出中组部》

January 12, 2018

2018 年 01 月 08 日 由 辰思 发表于华夏快递

1964年秋,40后们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我在清华工程物理系的物04班上,结识了29位新朋友,我们将在一起同窗6载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其中,就有一个快言快语活跃热情的同学,阎淮。 他是班长,我是组织委员,同在一个团支部工作。论出身,他是革干,我是平民;论条件,他有车有表,是位小款。我回家时还得沿着铁道走到西直门,只为省下两毛车钱。 但是我们成了朋友, 一起学习, 一起锻炼,一起理发,一起开玩笑。从他身上,我看不到高干子弟的傲慢,我也没有因家境贫寒而感到悲酸。我们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朋友。

没想到1966年,中华大地,狼烟四起,文革肆虐。开始, 他是反蒋派,我是保蒋派。工作组进校后,他没有因为我曾保蒋而疏远,反倒让我带上纠察的袖章,每天晚上在系馆周围巡逻,心事重重地要保卫毛主席。尽管他老人家远在中南海,有8341的护卫。在转折关头,阎淮拉了兄弟一把,让我回到革命队伍当中。承蒙不弃,我对阎淮由衷感激。

又没想到那年的6-24晚上,在造反学生和叶林工作组组长辩论会上,我被阎淮派到大礼堂前边,维护工作组的安全。然而在辩论当中,我被叶林的武断霸道激怒,转而对台上振振有词的蒯大富拔刀相助,在台口阻止左派发言。会后, 我余愠未消,连夜写了篇小字报,批评工作组蛮横无理以势压人。

第二天一早,我把同学们叫到一间宿舍,宣读小字报,争取合作者。不想读到一半, 坐在上床的阎淮,横眉怒目,判若二人,用手指着我说:“你放毒!你放毒!” 于是讨论会不欢而散,同情我的同学也没敢发表意见。接下来自然是我成了班上的批判对象,工作组的一位河南口音成天找我谈话,让我学毛选,端正阶级立场。从此,本来要好的两个朋友一下子结了梁子,我和阎淮在以后的四年里,常常怒目相视,不出一语。由于我班同学比较朴实,对我的批评也相对温和。不像63级那样,反工作组的学生遭到强力批斗,以至于有人以自杀相抗。

工作组走后,阎淮与他的两个朋友发表了以布尔什维克为名的大字报,内有攻击中央文革之嫌。此时的清华 以井冈山派占主导, 于是, 我又乘势反手整了阎淮。叫人去一机部调查他父亲,还没收了他的一本日记。日记拿来后我也没看,就放到褥子底下。几天后,这本日记丢了,我又觉得对不起阎淮,对他充满了内疚。

89年64之后,海外同学一致反对血腥镇压,大家集会,游行,签名,义演,捐款,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爱国青年的支持和赞助。出于关心国家的命运, 我每天都到胡佛图书馆去看世界日报和争鸣等杂志。一天,一篇署名阎淮的文章,立马吸引了我的眼球。 但我不相信作者是我的同班阎淮,八成是冒名顶替。在我心目中,他是共产主义的天然卫士,让他跟党叫板,无论如何,这绝对不可能。于是我又看了前一天登载的上集,次日,又买了一份世界日报,续读下集。

看完三集之后,从上纲上线这样的清华术语,从四位父母党龄200年,我开始意识到,是他,是那位曾经指责我放毒的老同学阎淮。老同学思想180度的改变不光让我吃惊,也让我萌生了敬意。我托付斯坦福大学要去法国开会的代表,见了阎淮一定要转达我的问候和敬意。

1997年11月,我利用去长岛布鲁海文做实验的机会,到阎淮在泽西城的住所,看望了他。共进午餐叙旧,相互道歉,泯却恩仇。几十年后,他从左翼,我自右端,又merge到一起,握手言欢,成了朋友。除了互表歉意,我们对当年的文革也有了清晰客观的认知。

退休后,我从东部搬家到四季如夏的Inland empire地区,离LA的阎淮近了。我们有机会开展近距离接触交谈。2013年的thanksgiving , 我们两家聚在一起。 老淮很实在,带了一个大冰盒子,里边有菜、水果,还有自制的酒酿和麻酱。久别重逢,话语不断。饭后,聊了4 个多小时,直到红日西斜。

第二天, 我吟打油诗诗一首留念。“老淮昨日访新居,同学欢聚话别离。一梦惊呼50载,老骥伏枥壮未去。”

老淮左,克斌右。不过那是1966年6月的事了。50年过去,双方已向中线靠拢。

经过多次长谈,我对老朋友有了深入的了解,赞赏他为自由民主不断的奔波和呐喊,欣赏他直率坦诚的性格和丰富的交往和阅历。他曾经周游世界,足迹遍于欧美大陆、夏威夷、新加波。见多识广,朋友众多。

2017年10月,老淮从孟菲斯飞过来,带来当时美国仅有的几本大作,《进出中组部》。我和物9的刘尚培学长有幸先读为快。这是我俩手捧大作, 与老淮的合影。

读了老淮的自传,我对老朋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他根正苗红,本来当仁不让,是典型的梯队成员。而且年纪轻轻就能进入掌管人事大权的组织部,所受的重视显然高于与他人。然而为了自由自在地飞翔,他甩下了可以攀登到高处的阶梯,放弃了当官的机会。他又下海去康华公司工作,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然而, 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为了抨击一个独裁的制度,他又放弃了商界的腾达。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他所接触并结下友谊的不乏各路高人,任何人的一臂之力,都能让他声名显赫,高处行走。但名利地位对他来说, 不过是过眼烟云,不屑一顾。官职大小,商场的红利,吃喝玩乐都拉不住这位好马良驹。从《进出中组部》的封面, 我们似乎悟出,他背后的功名利禄不过是阴凉的粪土。他所追求的是民主自由,是做人的权利,是光明的未来。

在当今纸醉金迷贪官遍野的社会中,老淮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贪恋权位,不追逐金钱。理想的羽翼带着他在蓝天翱翔,寻求民主,寻求自由。献身于中国和世界的普适大业。我的这位同学是一位集才华、思想和活动能力于一体的社会活动家。我以老朽之声,为他叫好,点赞。

从老淮放弃名利,为民主呼叫的努力,我似乎看到一位新型的格瓦拉的影子。但是格瓦拉绝对不能与他相比,因为格氏只献身革命,而思想空虚;格氏主张暴力,而欠缺人性。

希望老淮的大作能多次再版和翻译, 让世界更多的人倾听他善良明智的心声。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九七期(cm1801b)

杨继绳 特权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 一一《进出中组部》前言

January 12, 2018

2018 年 01 月 11 日 由 舟巷 发表于华夏快递

阎淮是我清华大学的校友,是“红二 代”。不过,他不仅早就放弃了“红二 代”的特权,也早就放弃了“ 红二代”的思想,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思考问 题、观察社会。 他的回忆录就是证明。 这 本书信息量大,有很多“干货”。 这些“干 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阎淮的文字朴实,不雕琢,不粉饰,从而增强了这些“干货”的可信度。他让我为这本书写篇前言,诚意难却,只能从命。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在东北、在北京的中学生活、在清华的经历、在煤炭系统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读起来饶有兴味。书中对境外民运活动的介绍、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学术活动的记录,也很有价值。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时,在众多的人认为中共政权也要崩溃的时候,他却认为“中国不会随着苏联东欧的变迁,而在民主化上有丝毫松动。”残酷的历史证实了他的这个预言,也验证了作者的眼光。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作者在中组部的那一段经历。 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干部选拔制度、选拔程序、选拔标准的基本情况,暴露了这种干部制度的弊端。

“伯乐不常有”

多年以来,中国的官员采用委任制。委任制,是指任免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直接委派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制度。委任制是任人唯亲和排斥异己的制度条 件,是吹牛拍马之辈向上爬的便捷信道。 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使能力强、质量好,也难被委任。没有权力制衡的委任制是劣者上、良者下的逆向淘汰制度。这种制使得下级对上级层层依附、上级对下 级层层控制。山头、派系由此而生。 宋庆 龄给他的美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 说:“中国现在形势不错 ,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正在改革; 二,中国如果不解决官员委任制,不把国民教育搞上去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付诸东流。 ”

韩愈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不是千里马,不是在赛马场上一比高低,而 是由“伯乐”“相”出。显然,“伯乐”必须是大公无私且有识人慧眼,多数选官者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除了不具慧眼以外,他 们有利害计算、有亲疏远近。他可能任人唯亲,可能嫉贤妒能。 所以,“伯乐不常有”。因此,“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闲,不以千里称也。”

阎淮曾工作过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应当是出“伯乐”的地方。青年干部局的任务 就是挑选“千里马”。 可惜的是,中组部和 其他地方一样:“伯乐不常有”。

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撰写《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陈云文选》第3卷第292-297页),首次提 出 “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1982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青 年干部局正式成立 ,局长李锐是陈云指定的,首批局员也由陈云办公室审定。建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解决文革后干部队 伍“青黄不接”的问题。 这当然是从革命事业的大局考虑。但陈云也有他的选拔标 准。他曾说过:“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持这种选拔标准的人就不可能是“伯乐”。

阎淮是青年干部局的重要成员,说重要,因为陈云长子陈元是他的“铁哥们”,是陈元极力把他拉进来的, 准备让他当李锐和陈云的联络员。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写入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 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标准。 当时全国县处以上干部,(军队干部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理,中组部不管理不统计。)共计81万 人; 大学教育程度只占6%,高中22%,初中以下72%; 领导干部绝大多数50岁以上。干部“四化”是当务之急。

选拔“四化”干部由谁来执行? 青年干部局。 青年干部局要按“大佬”的意志行 事。

阎淮书中谈到中组部调换省一级领导人时写道:“调换省级班子在北京有两项功课必做。一是由主管副部长签字,到中组部档案室查阅该省领导的个人档案。空手进去、空手出来,不许抄录、只准记忆。二是拜访大佬。组织工作的潜规则:每个重要省市的人事都要请示有关的中央首长。如北京——彭真和万里(二人意见相左),上海——陈云,广东——叶帅,湖北——李先念,山西——薄一波。湖南应该是黄克诚,但他不愿管。”我曾看到 一位山西老干部写的数据,说薄一波对山 西用人的强力干预 ,薄不喜欢的人不可能到山西当一把手,山西几乎成了薄一波的 “自留地”。当时很不理解,读了阎淮的这段话后就理解了。阎淮的书中写了很多选拔干部的情况。他们在选拔时是很认真 的,也选了一些好干部。但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思想在多处体现。抄录书中的两件事:

陈元,西城区委书记,我近20年的铁哥们,市委把他列为候选第一名。我和其妹陈伟兰(北京青干处副处长)当然回避,由赵龙飞小组直接考察。考察组全体最后讨论名单时,都认为陈元仍应列为头号后备。我是私心极重的组长,特爱惜羽毛,拍板陈元在第四名,其妹陈伟兰非常支持。2月7日考察 组与市委交换意见时,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人大主任赵鹏飞等诸常委悉数参加。…… 当我依次介绍后备干部的建议培养方向时,对高干子弟素有好感的段书记(1982年段就把国家计委陈元工程师、市委 组织部刘延东干事和陈昊苏等三人越级提拔为北京三个重要区的副书记)发话:“我们最优秀的陈元,年内就要提到市里,还是排在头里吧!” 我只能送个顺水人情。2月9日 我向中组部领导汇报北京考察结果时,李锐对我“坏笑”:“你朋友排第一呀!” 我立即清白自己:“我就怕你们说闲话,把陈元放在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的第四名。老段坚持,我没办法!” (陈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98年任开发银行行长,2013年在邓朴方卸任后,陈任政协副主席达副国级,终于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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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一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坚持把陈元列为最优秀的第一号选拔对象,后来又有革命元老王震到中组部说项,准备安排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但 是,在党代会的差额选举中,陈元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大佬”就将陈元安排到不需要选举的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接着 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还有一例:

旅游局下属的工艺品公司经理薄熙成 (薄一波之子),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我们一致同意提拔薄为副局长。5月底,考察组 与市委讨论重要局长人选。北京书记段君毅说:“我看小薄可以当旅游局正局长。 ”我说:“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出头,副局长锻炼几年再转正,对他和薄老都有益无害、对改善老干部和干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开会时,段书记对我说:“小阎,我问一波同志了,他说熙成当正局长好。 ”我哑又莫言。

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青年干部局只能“哑又莫言”。 “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 色。 “大佬”们“举贤不避亲”。 有“大佬”们 的坚持,哪里还有“伯乐” 说话的机会?

青年干部局的几件事

“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是陈元多次对阎淮讲的。陈元还说:“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青年干部局发生的几件 事体现了这个思想。

第一件事:“记录在案”的双重标准。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 组发[1983 ]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说:“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 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 今后,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拔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 ”“记录在 案”工作由青年干部局负责。阎淮写道:

1983年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 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在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 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 以后留神就行了。”三天会议,就是贯彻“6号文件”。…… 但会上不乏“杂音”,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头头,是否记录?” 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 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 我公开保证:如实向上级反映,一周内明确答复。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 会议情况,并请示“高干子弟问题”。 李 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 随后,李锐向秘书又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转告各大 学 ——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头头,不在“记录在案”范围。

第二件事:让陈楚三写红卫兵的情 况。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的清华校友 李志民找到陈楚三,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 文革”中 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陈楚三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陈楚三推脱不过,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陈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成立“ 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

陈楚三的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59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话我们听不听? 信不信? 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 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

陈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

陈楚三写的材料寄给青年干部局李志民,后被送到陈云那里,1984年2月27日,陈云作了如下批示:

耀邦、(剑英暂不送) 、小平、紫阳、 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批示中说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给陈云的信,信中说: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 造反派’;有 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 旧’ 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 、‘联 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 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

“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 名, 更不应该再拿来作为追究他们的依 据。 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 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陈云的批示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84年2月 27日》发给有关部门。此后,孔丹和陈楚三就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前者代表高干子弟的命运,后者代表普通子弟的命运。孔丹北京四中上高三时赶上文革(是“西纠”的头头),文革 后直接考上社科院吴敬琏研究生。1981年 研究生毕业后任张劲夫秘书,以后调光大集团任部门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陈楚三,父亲陈潭秋是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之一 ,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楚三1960—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中是温和的造反派。1968年分到贵州水电部第九工程局当工人,1985年到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当教师,1992年到实创总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总经济师,1995年到一家民营企业担任副总经济师、董事、监事会主席直到退休。 陈楚三的父亲陈潭秋虽然不是普通人,但早已牺牲,陈楚三没有权力的庇护。

阎淮的书中写了选拔“第三梯队”的情 况,“文革中的表现”是最重要的选拔标准,但这个标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平民子弟和“ 红二代”不一样; 保过文革后得势高级领导人的红卫兵青云直上,反对过文革后得势的高级领导人的学生终生不用。

第三件事:管教干部子女的文件被否定。

阎淮在书中写道:

尽管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劣迹”不被“记录”,但在1983 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一些子弟的“现实罪行 ”引起 民众的强烈不满。体谅民情的胡耀邦在12月8日中央书记处第101次会议提出,中央应该下发《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让全社会共同监督子弟们。 此文件应该由中组部青干局起草,但我们局内意见分歧,一时无法下笔。干部子弟反对发文件:“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都摘帽平反了 ,这不又搞出一个‘干部子弟分子’!” 平民子弟赞成:“有些干部子弟太不象话了,该好好管管!” 一向观点分明的我,有些“二乎”了,痛恨子弟中的害群之马,又怕发文件伤及无辜。于是我向李锐建议:“开个子弟座谈会,听听大家意见。”

1984年3月3日,由青干局召集,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在中组部召开,主要讨论“干部子女文件”发不发,若发写什么。先后发言的有:陈云之子陈元、崔月犁之子张晓彬、于光远之女于小虹、孔原之子孔 丹、耿飙之子耿志远、邓拓之子邓壮、秦邦宪之子秦钢、王其梅之子王昌为、史立德之子史元旦、陈毅之子陈昊苏和李大钊外孙女李虹。陈元多次对我说过“统治阶级要有统 治意识”,这次他又“首发”,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 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孔丹的发言有代表性:“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发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为难。现在这么多大事,发这个文件是添乱!” 最后李锐总结:“你们一致不同意发,确实不好发。我们对干部子女是关心的,大家要争气。 ”胎死腹中此文件,李锐与我皆欣慰。 十年后,我们又谈起此事,共同反思:“当时真应该有个管束干部子弟的文件!”

青年干部局发生的这几件事清楚地表明:“统治阶级”在保卫自己子女的利益是毫不含糊的。 对子女的安排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利益,“统治阶级”一直维护和争取这个利益。

“统治阶级”的阶级自觉性

陈元校友说:“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统治阶级”、“统治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导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52页),时间是1846 年,指的是德国社会。 100多年以后,陈元校友重提这个概念指 的是什么呢? 这时的中国,什么是统治阶级呢?

阶级本来是属经济范畴。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 的劳动。”(《伟大的创举》, 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 10页)怎 样占有呢? 通过占有生产数据。经过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数据的私人占有已经消灭。也就是说,1956年以后,中国经济上的阶级已经没有了,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

《共产党宣言》说:“如果说它(指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无产阶级)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 卷,第273页)。 按照这段话,陈元校友说的“统治阶级”不可能是革命成功以后的“无产阶级”。

那么,陈元校友说的“统治阶级”指的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按这个说法,“统治阶级”就是“工人 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或者说是 “全体人民”。然而,这个1954年宪法中确定、以后多次修宪时没有改动的说法,解释不了当今的社会。这也违背陈元校友的意思,他说的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是说 “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从陈元校友强调“阶级利益”是“干部子女”的利益,他说的“阶级政策”,是维护“干部子女”利益的政策——从逻辑上分析,他说的“统治阶级” 是不是特权阶级? 是不是权贵阶级? 是不是网上说的“赵家”?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家们描述中国的社会结构时,通常用“阶层”、而少用“阶级”。 “没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是不存在的。阶级与‘层次’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阶级意识。”(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 社会学——政治学要素》 ,杨祖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如果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们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愿意为这个阶层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自觉的行动,那么,这个阶层就有了一种共同的意识——阶级意识。一个阶层产生了共同的阶级意识以后,就成为一个阶 级。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成为不同利益的阶层。说“阶层”,而不用“阶级”,是因为各个阶层的人们还没有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一个开放社会,社会阶层流动通畅,今天处于底层,明天可能向上流动,从而缓和阶层矛盾。开放社会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阶层和谐。如果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信道被堵死,底层社会就容易形成阶级意识,就会为共同的利益采取自觉地的行动,就可能发展为阶级斗争了。这样,中国社会就无宁日。

过去一直认为,“赵家”只是“闷声发大财”,拿不出或不愿拿出什么理论依据。 陈元校友的话表明,他们不仅是“闷 声发大财”,还有明确的“阶级意识 ”。有 了这个“阶级意识”,搞阶级特权就可以理 直气壮、肆无忌惮。所以,自文革后期以来,干部子弟占有了一切有利的先机:参军、保送上大学、提拔当官、公费出国留学、下海经商…… 凡是好的机会,干部子 女都首先占有。下海经商以后,他们又利用父兄掌握的公权或余威轻而易举地成为巨富。这么多一连串不公平事件为什么无 法阻止? 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强 烈地维护其“阶级利益”。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陈云的长子的话带有理论色彩的话,那么,中国第一号领导人邓小平长子的话就有实践的操作性。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陈一谘曾有一段对话: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 !” 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 得利嘛!”
陈说:“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
邓说:“你说的不错,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能做到的。总是一部分 能人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 ”(《陈一谘回忆录》,香港新世纪 出版社,2013年,第 294-295页)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近的人捞得多”,这正是中国改革中发生的真实情况。中国的巨富多半是离权力近的人。离权力远的人不仅捞不着,还会被剥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就是“赵家 人”搞特权的意识, 就是“从国家那里捞一块”意识。特权阶层其所发能“捞一块”,是因为有制度条件。这个制度就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控市场经济”),即权力操纵和控制下的市场经 济。 由于对公权缺乏必要的制衡,掌权者利用手中公权进行权钱交换、权权交换,一个个权力中心成为吸金“ 黑洞”,财富快速地向有权者和买权者集中。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 的程度。 “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宣 扬, 会召唤出“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 所以,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近年来中国民间的“仇官”“仇富”情绪就是“被统治阶级 ”“阶级意识”的萌发。如果“统治阶级”还继续以“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大搞特权,就会逼出“被统治阶级”为保护“阶级利益” 采 取“自觉的行动”。 试想一下,这时的中国 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201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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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哈佛校長的建議:中國文革有世界含義

January 12, 2018

要總結在大學裡教中國文革課28年的體會,得從自己最早受到的知識刺激說起。與以下內容相關的背景,筆者已經在FT中文網2012年10月15日的《麥克法誇爾的文革世界》、2009年3月27日的《四十年研磨出的文革通史》里提及。現在把更多資料充實進來,提供一幅完整的圖景。

中國的文革是世界性話題

1988年秋季哈佛大學首開文革課時,在該校每學年發行一本、厚度近千頁的課程手冊里,對該課程的簡介是:「從1966年至197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民眾之間的爭吵鬥爭、學生的暴力行動、政治領域的密謀詭計、軍隊裡面的圖謀不軌折騰到分崩離析的地步。這個國家一度看起來是全世界紀律最嚴謹和最穩定的專權政體之一,而在上述的十年間,顯得是快要瓦解成碎片、陷於無政府狀態了。導致這種狀況的,恰恰是對建立這個專制政體作出首要貢獻的那位毛主席。本課程將追蹤毛澤東的目標,挖掘文革中湧現出來的深層次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對中國人有意義,對我們也同樣有意義」(Courses of Instruction, published by Offici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ambridge, MA, 2005 -2006, p. 4)。

以上的簡介不是純粹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說明,為什麼當代大學生應該了解中國的文革,而是從全人類的角度作這樣的論證,視野之開闊非同一般。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內地音譯「麥克法誇爾」)告訴我,此一視野是當年哈佛大學校長Derek Bok 最初提議他開這門課時特彆強調的。校長是著名法學家,但與中國研究毫無關聯;校長這麼強調,完全是着眼於中國文革涉及的基本問題之深層含義。事實確實如此,文革作為設計中的「革命之母」,它本來要解決的難題和由此引發的更多難題,其中有諸多元素是現代人類社會普遍面對的問題,即便各自所處的發展水平和政治狀態有別。從儘可能超越性的視野講授中國文革課,是我始終追求的目標。

從1988學年開始,馬若德在哈佛大學本科生院講授中國文革課整整20年,它成了該校的經典課程之一。我做這門課的助教是開頭那三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在哈佛本科生院當講師,教的課程是東亞工業化的比較。隨後我被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學招聘來講授社會科學課程,於是就把中國的文革作為首選課之一提請校方審批,理由是:既然美國的大學生要了解中國的文革,作為中國人社會的香港,大學生更應理解文革的中國根子及世界性含義。可是當時我並無把握,因為香港科大不是綜合性大學,申請開文革這樣非專業的課程,資源受限制。幸好該校創校的那一代華人里,有好幾位是1970年代在北美搞「保釣運動」的積極分子,屬於西方意義上的「左翼」或「置身海外的(Diaspora)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文革課程非常看重,立馬就批準了我的申請。

當然,我在香港擬定的文革課教學提綱,只是參照了哈佛大學的那一份,並非照搬,因為教育對象和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以後每年的提綱都有部分的更新調整。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大多數年頭我都在該校講授中國文革課。在1996–1998年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作期間,我也對研究生班講授過中國文革課程的一部分。

文革課的教材最好是雙語兼顧

在上述三所大學裡講授文革課程,至少有三大方面的顯著區別,足以給往後有意在中國人社會裡開設文革課的教育者深思(這正是筆者撰文的首要心愿,但願不至於落空),也有助於文革專題著述的出版者參考。第一方面的區別是教材,包括課本和課外閱讀資料(要求學生必讀的以及推薦學生參閱的)。我在哈佛大學當教學助理的期間,本科生基本上都來自美國和加拿大,教材只能是英文的,即便那時已經有不少內容實在的中文著述發表,出自文革參與者或受害者或研究者的回憶或分析,可是難以及時翻譯成優質的英文用於教學。英文的文革研究作品都是依據1980年代初以前收集到的資料,因為到那時為止,西方學者還難以在中國內地作長期實地調研。他們基本上是靠閱讀中國的公開報刊和流傳到海外的官方文件及紅衛兵宣傳品,加上到香港採訪從中國內地過來的合法非法移民,來描述和分析文革。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三年期間,這方面的情況稍有改進,但大體上還是和美國差不多。

在香港講授文革課,最大的優勢是教材多元化帶來的內容豐富及素質提升。自從毛澤東去世以後,香港和大陸之間的交往逐漸寬鬆,出自內地人手筆的文革回憶錄和研究作品,一直是以香港為首選的出版地。外文(英文為主、也有少量法文和日文)的文革研究作品之中譯本,也是首選香港出版,這個商業城市成了全球有關文革作品出版發行的第一重鎮。不過,這種盛況到了2006年即中國發動文革的40周年以後,逐漸衰退。一是歸於年歲不饒人:那些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到了這個年頭多半已經是精力不濟或辭別人間了,出自他們手筆的高素質文稿越來越少。與此同時,內地有關文革研究和教育的空間愈益壓縮,這不僅令已有的文稿難以送到海外出版,更關鍵的是,缺乏公眾關注的持續刺激,許多原本有意撰寫文稿的文革親歷者和研究者,也慢慢消解了寫作的動力,失去了支持的資源。經濟學論證的「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供給」的普遍規律,在學術研究和出版領域也不例外。對文革檔案的嚴密控制、對散失在民間的文革實物及印刷資料的損毀(如博物館圖書館裡的相關內容被封)、對讀者和作者互動渠道的堵塞、對公共論壇的關閉,等等。十幾年下來,當年八億多中國人用淚和血換來的文革經驗和教訓,就這麼被沖洗得愈益晦暗不明。

台灣一度也對中國大陸的文革史料和研究作品、特別是外文作品的翻譯出版發揮過重要功用,可是進入21世紀以後,越來越罕見該領域的新書問世。這不能單單埋怨台灣出版界,這還是要從經濟學「需求刺激供給」的原理作理解。近20年來的台灣,民間越來越缺少對中國大陸事務的關切,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雖然時熱時冷,兩岸之間的安全、政治和意識形態關係卻是以隔閡加對抗為主。對於出版中國文革主題的書籍,台灣讀者的興趣變得像久旱地區的地下水一樣,日漸枯乾。

雖然香港科技大學的法定校規是以英文作為教學工具,一般不允許使用中文書刊作教材,包括像中國文革這樣純粹以中國事務為主題的課程也不例外,但我在列出英文教材為主的同時,總是盡量配以它們的優質中譯本(如果有的話),並且從數量龐雜的由中國人撰寫的文革史和研究作品裡挑選課外閱讀參考資料。這樣,以漢語為母語的學生就有多元的、相互對照甚至互為反光鏡的知識來源和分析視角,刺激他們發展出對文革方方面面的獨立見識。近30年里,我挑挑揀揀反覆權衡(因為不能太多,否則會嚇走一些學生),一批代表性的著述構成了我使用的主要教材,本系列短評的最後部分列有提議研習者閱讀的雙語書目。

—— 原载: FT中文网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anuary 11, 2018

云南鲁甸“冰花男孩”为何引关注? |BBC中文

January 12, 2018

2017-01-12

“冰花男孩”的照片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流传。

中国网友近期集体心疼读三年级的“冰花男孩”王福满,因天气寒冷,家住云南昭通的王福满衣衫单薄,走4.5公里山路上学,头发、睫毛上沾满了冰霜。

故事缘起本周一(1月8日),气温零下几度,王福满以为是晴天,所以只穿了两件衣服,步行一个多小时到教室后,经同学提醒他才发现自己头发眉毛上全是冰霜。

老师拍下照片王福满的“呆萌”瞬间后发给校长,后传至网络后引起当地、中国以及世界的关注。

中国媒体报道,本周二(9日),当地政府和机构为孩子所在学校及附近高寒山区学校,送去了首批10万元人民币爱心捐款。在校的81名学生每人现场领取了500元第一批暖冬补助,其他款项将于近期发放到学生手中。

为何引起关注?

中国媒体《梨视频》报道称,“冰花男孩”和姐姐是留守儿童,住土坯房,与奶奶一起生活。妈妈出走爸爸常年打工,爸爸每三到四个月回家一次。但BBC中文记者查阅发现,梨视频关于“冰花男孩”的相关视频已经下架,网页呈“404”。

“冰花男孩”让社会再次关注中国留守儿童和贫困儿童现状。

中国官媒新华网引述2017年度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数据显示,农村学龄完全留守儿童数量约千万,近30%无父母照料。

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农村完全留守儿童”(父母都外出)与父母一年见面少于2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下目标:今后三年内要“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也就是说,2020年前,要让4300万人脱贫。

中国网友关注什么?

微博用户“竹林里的山泉水”说 :“这个孩子身上有着我们小时候的影子,乖到自己想起来都心疼,只是我们长大了,有些东西一路走一路消失,希望他一直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有一个好的未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到2020年消除贫困。

用户5431577311说:“在我国很多地方是这样的,是真穷,让人感到深深地无奈。”

还有用户表示,中国的贫困太严重,能帮一个是一个。

外媒:中国被一张冰花男孩的图片所震撼

January 12, 2018

2018-01-12 07:49博谈网 作者: Tom Rogan 编译: 郑皓然

原标题 外媒:中国的#冰花男孩证明共产主义在严寒面前的无用 

 

(博谈网记者郑皓然编译报道)本文译自Tom Rogan于1月11日发表在《The Washington Examiner》上的评论文章,原文题为‌‌“China's #IceBoy proves communism doesn't work in the cold(中国的#冰花男孩证明共产主义在严寒面前的无用)‌‌”。以下为原文译文:

中国被一张冰花男孩的图片所震撼。


为什么他会处于如此绝境?

因为王生活在中国西南的贫困的云南省,只能买得起最薄的夹克。这使得他每天上学的旅程就像是与死亡的华尔兹之舞。

根据BBC的报道,‌‌“中国官媒说男孩每天步行4.5公里到学校上学,这段路他要花上一个小时。官媒说,这张图片拍照的当天,温度只有摄氏零下9度。‌‌”

当然了,现在媒体曝光了这个故事,当局随时准备着的宣传机器开始超速运转。当地的共青团设法凑了15000美元(译者注:外媒面向外国读者使用折合后的美元为单位)给王买衣服,以及给他的学校买更好的供暖系统。更多的帮助可能还会涌向这个受苦的孩子。

尽管如此,王的不幸仅仅是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更广泛不公的一个写照。毕竟,中国的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权贵分享的结果。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低成本生产和巨大出口型经济带来的结果。而且,这些改善并没有在全社会分享。

当中国沿海和大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时候,很多像王一样的人被遗弃。GeoPolitical Futures团队的两张图可以很好地诠释这种现象。第一张图显示了农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请注意,王所在的云南省是中国最穷困的省份之一。

第二张图显示了城市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尽管城市的情况无疑更好,但是,沿海省份,北方省份,与南部和中部省份的财富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地说,问题。随着像王这样的贫穷的中国公民长大,搬到城市,他们会发现自己与同胞相比拥有的少得可怜。这既不是社会稳定的配方,也无助于当局实现减贫满足中产愿望。中国也面对来自其它国家如越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那些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会削弱中国出口利润率。

所有这一切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一直在谈论加强中国内部安全部队的必要性。


相关报道云南8岁冰花男孩顶风霜上学,头发、眉毛被风霜沾成雪白,身后的同学对着他的'冰花'造... 详细>>2018-01-10 10:08     澎湃新闻

姐弟俩站在房前。 本文图片 受访者:王刚奎 供图

外媒:厕所革命失控 北京整顿五星级洗手间

January 12, 2018

习近平厕所革命失控 北京整顿五星级洗手间

2018-01-10 07:34

(博谈网记者郑皓然编译报道)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9日报道,中国官员在争相建造‌‌“五星级‌‌”厕所的竞争中挥霍巨资,北京对这次‌‌“厕所革命‌‌”运动中竞相争宠邀功的地方官员叫停。

在2015年,习近平提出要清理中国的公厕,从那以后,他将厕所革命描述为‌‌“推动国家复兴的具体组成部分‌‌”。

在该计划下,全国已经修建了7万个厕所,到2020年前,预计还会有6.4万个厕所建成或改造完成。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在东北沈阳市的一个洗手间里,游客们可以给手机充电,使用WIFI,并使用具有面部识别功能的厕纸系统拿到手纸。当地官员张鹏(音)对官煤说:‌‌“这很方便,省纸‌‌”。

在2016年,重庆修建了一个耗资80多万元的卫生间,同一年,青海门源修建了一个造价高达270万元的洗手间,游客可以在里面享用平板电视。

为了向北京争宠邀功,一些官员还进行了一些其它的厕所改造,包括提供装满饮料的冰箱,微波炉,液晶电视,自动擦鞋器,免费洗漱用品,以及高科技除臭味空调。

中国旅游局长现在已经对厕所革命叫停。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藻(音)说:‌‌“我们不需要地方政府竞相打造五星级厕所‌‌”。

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他补充说:‌‌“我们只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建造实用方便的公共设施。‌‌”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厕卫生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很多农村人口仍然在使用没有连接下水道的露天茅坑。

习近平誓言要为普通中国人营造一个更加‌‌“文明‌‌”的生活,但是,作为反腐斗争的一部分,他需要面对挥霍无度的地方官员。

很多地方官员试图通过完成具有标志性的项目来提高晋升的机会,这些项目往往成为了造价高昂的白象(译者注:白象象征没人要的东西)。

在2014年,云南省耗资2.7亿建成了一个旅游带,短短三年就给拆除了。

江西省的官员们浪费了7000万元修建唐朝哲学家柳宗元的雕像,结果在完工前就被推倒了。

阅读原文:China cracks down on five-star restrooms as Xi’s ‘toilet revolution’ spirals out of control

刘亚伟 | 规则:既反对强者特权,也反对以弱者名义对他人权利的挑战

January 11, 2018

2018-01-12 刘亚伟说

看到一篇为那位阻挡高铁关门运营的罗女士辩解的文章(《合肥女教师阻止高铁发车:她用自己的尊严,为弱势群体维护利益》),竟然获得了十万+的阅读量和数以千计的点赞,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规则意识缺乏的程度,以及这个社会病态的程度。

规则所标志的是群己权力的一个边界。

游戏规则是所有游戏参与者的权利和利益所在。

一个人越界,侵犯的是所有游戏参与者的权利,是对所有人权利和尊严的冒犯。

规则的实质是契约,是为了共同生活,为使共同参与的游戏得以进行下去,而做出的承诺——参与者相互之间平等让度自身的部分自由或权利。

一个车次因此而晚点,几百乃至上千人的为此付出了时间的代价。时间本质就是生命,不守规则而耽误他人的时间,是对他人生命尊严的侵犯。

如果如高铁运营部门所说,她这个行为已经影响到数百个车次的正常运营,那么所有已经购票,依据正常运营时间做出时间规划的人的权利都受到了侵犯。

不管你持有什么貌似值得同情的借口,不管围观者又找到了多少其他理由,都不能逆转和掩饰罗女士这个行为已经侵犯了别人权利和利益的事实。

权利意识与公共意识是统一的。

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强者弱者之分。

铁路运营时间以及相关运营模式,不仅仅是有规则对乘客的约束,同时也是对每一位乘客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权利的保障。

从这个角度看,遵守规则就是尊重他人的权利,同时也是尊重自己的权利。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怀着温情,追求正义。

刘亚伟,笔名亚子,原籍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现代性转型。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章立凡: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2016)

January 11, 2018

章立凡‏认证账号 @zhanglifan 17分17分钟前(下午3:30 - 2018年1月11日) 

#BBC 【章立凡: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2016年,老章发出的预警)

观点: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章立凡 中国历史学家

BBC中文2016年 2月 22日

今年将迎来“文革”五十周年,历史不断闪回。从几年前的重庆“红歌会”到今年的央视春晚,“文革”式重口味持续袭来。

权力指鹿为马的傲慢与偏见,激起公众强烈反弹,吐槽中有网民预测:这种强势造神秀只是热身,稍后必有重拳出手,应对历史和现实的问责。

元宵节还没过,一场快闪式媒体巡礼之后,在号称与北京文艺座谈会规格比肩的官媒大会上,党姓四十八字舆论导向组合拳正式登台设擂。

我在很多年前曾提出一个观点:毛泽东和中共既是一党专政体制的受益者,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成为其自身长期历史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创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互害”体制,而“文革”就是这一体制的现世报。其历史遗产包括:平均的贫穷、人为的仇恨、人口的爆炸和文化的毁灭。

这个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起来的体制,没有永久的朋友,且永远在寻找和制造敌人。1949年打败了政治对手国民党,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就开始整肃盟友和自己人。整完了民族资产阶级再整民主党派,消灭了党外民主,党内民主也保不住。

残酷历史

实现一党专政的后果,是执政党须直接面对全民,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党内,导致内斗连绵不绝。整掉了彭黄张周,“大跃进”折腾成大饥荒。七千人大会后,党内高层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一场历时十年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

图片版权 Other Image caption 毛泽东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称“其乐无穷”

毛泽东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称“其乐无穷”。文革期间他还有句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完全是独夫口吻。为了干掉“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他不惜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入绞肉机。

人们你斗我,我斗你,斗过他人,又被他人斗。抄家、批斗、文斗、武斗,夫妻、子女、父母、亲友相互告密揭发,图书、古籍、文物、古迹惨遭毁灭……正所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文明古国成了一座丧失理智的大疯人院,北京、湖南、广西等地都出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仅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很多“红二代”(包括当今中共总书记)的父辈们也未能幸免。

 

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第9页)

痛定思痛,1981年起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时,参与起草文件的亲历者们群情激愤。主持起草者是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一向被称为“左王”),也十分愤怒地控诉:“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

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

但这种清算“文革”的诉求,很快被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政治谋略所稀释。邓提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出于执政党利益的考虑,《决议》虽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毛泽东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小心翼翼地将毛的罪错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去,保住了他作为中共开国领袖的脸面。但“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立论,至今在逻辑上无从自洽。

反思“文革”

图片版权 Other Image caption 伦敦中国”文化大革命“图片展

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尽管存在着阻力,对“文革”及其成因的反思和研究,尚能以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踏实行进。出版了与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有关的一批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年的中国”、“40年国史反思”等系列丛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专著和大事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1989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相关文艺作品,逐渐成为禁区。巴金先生生前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无从实现。

在官修历史教科书中,“文革”的历史被淡化处理。初中教材涉及“文革”的内容仅为一章节,沿袭传统史学的“奸臣模式”,将文革定性为林彪、江青等一小撮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刻意回避对始作俑者的历史问责。叙事笼统,缺乏细节,“红卫兵”、“知青上山下乡”等重要的关键词皆一笔带过,既没有量化的数据,更不敢触及十年浩劫的深层原因。青少年无法从教科书中获取对这场历史浩劫的准确认知。

图片版权 Xinhua Image caption 毛泽东曾经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左)

“政府和人民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黑格尔语)。一党专政下的权力私相授受,当然跳不出中国历史的治乱周期率。当局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拒绝反思“文革”的恶果,不仅使经济起飞后的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同时令绞肉机式的“互害体制”得以延续,至今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建政以来成系列的“宫斗剧”,至少已播出了三季。

第一季,“文革”:以毛泽东借助林彪废黜刘少奇的宫廷政变始,历经扑朔迷离的副统帅林彪坠机事件,以华国锋联手叶剑英逮捕毛氏遗孀及其盟友的宫廷政变终。

第二季,“改革”:华国锋被迫下台,“老人干政”导致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被废黜,“垂廉听政”令弱主胡锦涛十年难有作为。

图片版权 Reuters Image caption 王立军(左)出逃到薄熙来(中)垮台入狱

第三季,“打虎”:自2012年王立军出逃到薄熙来垮台入狱,历经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一众高官落马被囚,“宫斗剧”仍在继续……。

权力传棒到“红二代”手中,体制内对“文革”的态度,变得越发波诡云谲。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此群体中的很多人曾是当年的“老红卫兵”,运动初期扮演过加害者的角色,其本人或家庭后来又成为受害者,“文革”结束后再度成为体制的受益者。多数人对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怀有血缘情感,视毛泽东为团体的教父,尽管亲生父母和自身备受教父的苦整,可团体终究是团体,教父依然是教父。

这种角色的转换和利益的考量,使相当一部分人对第一个角色讳莫如深,拒绝反思和道歉。另一部分人主张深刻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这种成本最低的“维稳”,至今未被众多同侪所理解。

文明与理性

“文化大革命”这场反人类反文明的历史倒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断裂,不仅令全社会咀嚼苦果,且历经几代人都难以修复。当下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高官还是富豪,是“红二代”还是平头百姓,凡是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亲历者,只要心智正常,绝不会希望“文革”重来。

曾国藩曰:“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近年御用的官媒写手们,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明目张胆地涂抹掩盖历史罪恶,竟然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 面对这类混淆黑白的妄人,史家尤须继承史德,秉笔直书,清算文革,坚持问责。

Image caption 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历史的修纂已不再是官府的专利,越来越多的民间亲历者,正以拼图式的勤奋书写,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一切伪史在信息互联的时代都变得不堪一击,随时可能被戳穿。

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而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责编:欧阳成)

历史教科书删文革内容 通俗音乐杂志亦遭封

January 11, 2018

RFA 粤语版 2018-01-11

新旧版历史教科书涉文革删减内容对比。(媒体人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中国出版和文教界出台新一轮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措施,初中课程新版八年级下册历史教科书,有关文革十年的章节被删;此外,被称为中国摇滚乐启蒙刊物的《通俗歌曲》杂志,则被官方下令无限期休刊。(黄小山 / 林国立 报道)

周三(10日)曝光的教育部编制最新版八年级(下)《中国历史》课本显示,当代史中原版本中第七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已经消失,文革部分则与第六课合并为“艰辛的探索和建设成就”。

新版教科书的描述方式,也删除了直接批评涉毛泽东错误之类的文字,此前中共官方决议中界定文革为“动乱”和“灾难”两词也被删除。并对文革进行辩护,称“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

据悉,该课本目前正在送审。但即便如此,亦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多名作家发表文章,批评官方正在淡化、甚至隐瞒那段被成为十年浩劫的历史。这可能是极左势力全面抬头。

舆论发酵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周三迅速在官网辩护,称统编历史教材将“文化大革命”单独作为一个专题进行了重点讲述,分六段全面系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和危害等。并称文革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需要反思和总结。

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在回应本台记者采访时,称他们无法接受采访,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教育部。

她说︰这个很抱歉,我们这个是编辑室,不能对媒体的。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打那个教育部的电话。

但本台记者多次拨打教育部教材局的公开电话,但都无法接通。

 

另据音乐界人士透露,除了教科书被修改,连摇滚、通俗音乐类的刊物,也正在被整肃和清理。具有三十年刊龄、被称为中国摇滚启蒙刊物的《通俗歌曲》杂志,两个月前就已被停刊,但因官方压制,该消息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据自称是该杂志的编辑周三以《通俗歌曲》官微的名义发布告别信,称在没有亏损,没有敏感词的前提下,该杂志去年11月被主管部门、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口头命令休刊。已经准备出版的杂志,也被禁止发行,所有编辑已遭解聘且没有赔偿。

本台记者致电《通俗歌曲》杂志编辑部,一位自称是清算工作组的人称,该杂志的确已经休刊,编辑也已经全部离开,由艺术研究所组成的清算小组,已经接管了编辑部并正在进行盘点。

她说︰我们应该官方没有发任何声明现在,对,我们肯定是休刊,因为现在这是上面的档。我们只是清算小组,我们是艺术研究所带队搞清算。刚开始吧,什么时候结束还没说呢,因为这事挺难处理的。

原艺术研究院学者、旅美作家吴祚来表示,习近平完成集权后,体制内外已经无人能对其制约,很多做法已经有文革的痕迹。即便是1981年通过的、被称为党内最重要档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了文革、但习近平也能完全将其抛开。

吴祚来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就是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文革这个十年还有之前的这个罪行太多了,他就把它忽略掉,因为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正在重复文革的这样一些手法,正在重演这一幕。有些东西他可能不能重新开会做一个新的决定,但是他可以把对文革做的决定,他给它冷冻起来。现在关键是没有任何体制内的力量和社会力量能够制约他。他想做什么、暗示做什么,任何阻挡者都会被清除出体制,体制外的任何阻挡者,都会有牢狱之灾。

吴祚来还表示,在中共的主流意识中,非红色类别的艺术都不是主旋律。而通俗音乐和具有反叛意识的摇滚音乐,因为直接威胁到中共的意识形态文宣,因此一直是官方压制的对象。

杨继绳:决不能让您的后代子孙继续受骗

January 11, 2018

作者 杨继绳 (高级记者,教授)

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显赫一时的学科、学说、学派。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今显学?因为当今社会对历史有着强烈的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历史真相的强烈渴望,是众多人关注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十年来,几代人所学的历史教科书,所受的历史观教育,很多是根据某种意识形态需要而剪辑甚至编造的。例如抗日战争,几代人只道共产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才下山摘取胜利的桃子,不知道抗日主战场在哪里,不知道两百多位国民党将军在卫国战争中捐躯;几代人只知道,由于党的英明领导,战胜了1958-1962年空前的自然灾害,使形势越来越好,不知道数千万人被饿死的惨烈人祸;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员的十倍、百倍,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作恶者,不知道十年文革中造反派仅仅活动两年,作恶者主要是不同时期的掌握权力的人。只知道“四人帮”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一大批高级干部也在一段时期支持文革。

几十年来,教科书还向国人灌输所谓“五阶段论”,即人类历史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认定走苏联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天律,苏联崩溃以后,有人还相信“五阶段论”,还对苏联模式恋恋不舍。

当人们发现被蒙骗,就会产生追求真相的强烈渴望。当得知真相多年被掩盖、被歪曲,人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挖掘它、揭露它、传播它。

乔治奥威尔说:“当我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揭露谎言,还原真相,这也是当今很多历史研究者的目的。我们这两三代人受骗了,决不能让后代子孙继续受骗!

为什么真相被歪曲、被掩盖?这是因为,有些人通过说假话来取得利益和维护利益。揭露真相,会伤及这些人的利益,会引起这些人的恐惧和反扑。

掩盖真相和揭露真相,是利益和真理的较量,是光明和黑暗的较量。这种较量有时是非常残酷的。因此,追求真相的渴望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理,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2.当一个民族经历重大曲折,需要重新选择道路时,需要重新审视走过的路,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瞭望前进的方向

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而中国的近现代却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人类这个发展轨道,直到改革开放又转了回来。这好像中华文明的象征黄河一样。黄河本来是向东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以欧为师),但是流到陕甘地区以后被拉向了北边,向苏俄的方向流动(以俄为师),后来又拐回来,转向大海的方向,形成了一个河套。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河套,历史的河套。

历史河套的前一段造就了一个专制的中国、贫困的中国。这种结果背离了很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初衷,广大中国人蒙受了灾难。历史河套的后一段是改革开放,它使中国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走向摆脱贫困和专制的道路。

当初,中国人走进这个历史河套时,有着良好的愿望,有着当时的“合理”逻辑,有着国内外的动因。在革命者的眼里,他们的选择是合理的。当时也有不同的选择,但占主导的革命力量认为“不合理”而加排斥。显然,“合理性”的认定,受当时革命者的视野所限。按照革命者当时视野认定的“合理性”作出的选择,步步演进,就形成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者当时不会想到,“短期的合理逻辑”铺设的路,是通向奴役之路,通向灾难之路!

一只在弧线上爬行的蚂蚁以为自己在沿着直线行走,在高处鸟瞰才看清蚂蚁在走弯路。历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学问,对走过道路的回顾和反思是历史学的责任。视野狭小的人们认为走的是光明坦途,从历史大视野看才知道进入了歧途。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明智就能少走弯路。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反复提出的老问题。经过大饥荒和文革等重重灾难,答案就是走出历史河套,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社会也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想,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难以割舍苏联体制,因而出现大量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有人怀念mao,有人提出搞第二次文革。他们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们认为沿mao的路子走下去,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中国似乎又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是回到mao时代实行前三十年的路线,还是清算前三十年的路线,全面深化改革?

在这一选择中,社会思潮出现分裂,甚至出现了各站立场、壁垒分明、党同伐异的情况。在这样社会环境中,很多人彷徨、苦恼,迫切需要历史经验指明方向。这是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的第二个原因。

3.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十年来,都把mao思想当作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mao思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提出用社会实践标准代替mao思想这个标准。这场大讨论是197851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破除了对mao的迷信。这个“现代迷信”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二十多年,这场大讨论打开了这个精神枷锁。

然而,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有两个难题:一是需要很高的社会成本,甚至要以几代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二是需要很长时间。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短期找到结论,它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才能明辨是非。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不可能当下试验,只能用人们经历过的社会实践来判断是非。这就得依靠历史。真实的历史是社会实践的记录和总结。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包含着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真实还原近百年来的历史过程,客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改革开放的开山巨斧和精神指南。要坚持改革开放,就必须坚持社会实践标准;要坚持社会实践标准,就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过去走过的路,不仅讲成绩,还要讲问题;不仅要看正确的,还要看错误的。其中,总结错误的教训更为重要。人类知识基本是从错误中学习得来的。要从错误中学习,就必须认识自己的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

遗憾的是,现在有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把片面歌诵过去的成就当“正能量”大加表彰,把揭露和反思历史上的错误当“负能量”大加打压,无视“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古训,听到谄媚的诺诺之声就很高兴,听到忠诚的谔谔之谏就非常不满。这种态度“本身就是错误,而且会招致更大的错误”。“更大的错误”就是重蹈覆辙。杜牧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对错误的“自哀”“自鉴”中寻找真理,这是历史学成为显学的第三个原因。

4.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一代人拿起了史笔

我们这两三代人经历了上述的历史河套,有着进入河套和走出河套的清晰记忆和切身体验。进入河套和走出河套都伴随着时代的巨变、社会的动荡、生活的跌荡起伏和亲人的悲欢离合。这两三代人体验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是平静岁月中无法相比的;他们观察社会的眼界和对社会认知的深度,是平静时代的人们不能达到的。非凡的记忆,非凡的体验,非凡的认知,是这两三代人最重要的遗产。前两代人多已告别人世,只有我们这一代人保有这些遗产。我们已白发苍苍,垂垂老矣,不把这份遗产著之竹帛、传给后代,就可能永远地消失了!这将是死不瞑目的重大遗憾!正如孙怒涛校友说的,“历史,拒绝遗忘!”“遗忘,意味着亿万文革受难者的苦白受,血白流,命白丢;遗忘,意味着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这一代人拿起史家的笔。他们写历史不是为了出名,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功成名就了,为什么还要对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历史费如此多的心血?陆小宝校友回答得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责任!”这是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的又一个原因。

由于有了沉重的责任感,最近几年,清华校友出版了一大批著作。有《清华文革纪事》(沈如槐)、《清华文革亲历》(邱心传、原蜀育)、《倒下的英才》(唐金鹤)、《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良知的拷问》(孙怒涛)、《清华文革五十天》(蒯大富)、《走出文革》(叶志江)、《云卷云舒--清华笔记》(傅培程)、《潮起潮落》(陈继芳、马小庄)、《落霞孤鹜》(王克斌)、《明日黄花》(顾耀文)、《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孙怒涛主编)等等。我们都是快要谢幕的人,用自己的经历总结历史教训,是我们在人生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亮相,是向我们的后代、向明天的祖国交出的最后一份考卷。

显然,用自己的经历总结历史教训,不仅是清华大学的学友,很多经历这个时代的人也在历史书架上摆出了自己的成果。个人的甜酸苦辣和国家的盛衰兴退息息相关,这些个人史著是中国当代史不可或缺的见证。这些带着体温的著作,是生命史、心灵史,也是社会史,是“历史河套”里一个个鲜活的、多彩的浪花。谢谢大家!

(编者注:这是2016-04-22杨先生在清华校友2016年校庆座谈会上的发言,原题:《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278bb380102wbh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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